故宫院刊

佛涅槃后不久，僧众出现了破坏教团的言行，长老们认为明确佛法与戒律已迫在眉睫。在王舍城外，以大迦叶为上座进行了经和律的整理，史称第一次结集。此后教团对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，大约佛涅槃百年后，在吠舍离又举行了第二次结集。有些自由的进步比丘反对结集，并针对长老派另立“大众部”，前者后被称为“上座部”。自此，释迦以来单一的教团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，史称“根本分裂”。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中开始，教团内部对经律认识的分歧越来越大，进而分裂为许多部派，据说有十八部之多，史称部派佛教时期。

早期的部派僧众以各自的教规为准，跟随师傅习得本部佛法。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译《摩诃僧祇律》卷四十，附录安帝义熙十四年（418）法显《〈摩诃僧祇律〉私记》载：“佛泥洹后，大迦叶集律藏为大师宗，具持八万法藏。……尊者优波崛多世尊……不能具持八万法藏，于是遂有五部名生。初昙摩崛多别为一部（法藏部），次弥沙塞别为一部（化地部），次迦叶维复为一部（饮光部），次萨婆多（说一切有部）,于是五部并立，纷然竞起，各以自义为是……摩诃僧祇律者，大众名也。”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二《萨婆多部记目录序》指出：“中代异执，五部各分。既分五部，则随师得传习。”

犍陀罗佛传雕刻题材与部派佛教的关系，关键在于如何解读汉译《长阿含经》和《佛本行集经》。汉译《长阿含经》属于法藏部所传，现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。译者佛陀耶舍来自罽宾，即大犍陀罗地区，在翻译《长阿含经》之前曾汉译《四分律》。吕澂先生认为：“《长阿含经》的译者先诵出《四分律》，属于法藏部；既而又诵出本经，虽其中各经次序和《四分律》所说不同，但经文中表现了对于供养佛塔的重视以及阿罗汉身无漏的思想，都合乎法藏部的主张，故无妨看做和法藏部相近的部派传本。”另外，“壬辰之年（392），有晋国沙门支法领……路经于阗，会遇昙无德部、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，才体博闻，明炼经律……”汉译本《四分律序》透露出佛陀耶舍既是小乘昙无德部（法藏部）沙门，同时也接纳或体验大乘佛教。隋吉藏《三论玄义》卷一记述：“法护部（法藏部）……自撰为五藏，三藏如常，四呪藏、五菩萨藏。”法藏部在传统三藏的基础上，增加了咒藏和菩萨藏，且特重后两藏，开后来大乘密教之端绪。

汉译《佛本行集经》是一部较完善的佛传，从佛的家世、出家以至成道后六年回家为止，之后的活动都没有记载。此书的翻译由犍陀罗国人阇那崛多完成，他曾居住在富留沙富罗城（今白沙瓦），周明帝武成年初（559），与同学耶舍崛多跟随老师阇那耶舍携经到达长安。师徒、同学悉习方言二十余年。后于开皇七年（587）七月开始译《佛本行集经》，开皇十二年二月译经功成。据《佛本行集经》卷六十《阿难因缘品》，此经“摩诃僧祇（大众部）师名为《大事》，萨婆多（说一切有部）师名为《大庄严》，迦叶维（饮光部）师名为《佛生因缘》，昙无德（法藏部）师名为《释迦牟尼佛本行》，尼沙塞（化地部）师名为《毘尼藏根本》”。法藏部高僧对本经的命名与汉译本名称一致，阇那崛多正好出生在流行法藏部的富留沙富罗城，因此他应是法藏部高僧，所译《佛本行集经》的原本应是法藏部所传。

一般认为，确定佛教部派曾流行某地的最可靠证据，是当地发现的碑铭或写本。犍陀罗语佉卢字的使用时间，从公元前3世纪中到公元后4－5世纪。迄今在大犍陀罗地区发现的佉卢字犍陀罗语题刻，有两件涉及到法藏部。第一件是通称“杰马勒堡第359年题刻（Jamālgahī Inscription on the Year 359）”，范威吉克（van Wijk）考释为公元275年，1920－1921年出土于白沙瓦地区的一处名为杰马勒堡（Jamālgaṛhī）的遗址，现藏于白沙瓦博物馆。德国学者路得施（H.Lüders，一译吕德斯）认定它是法藏部（dhama¨¹tea［na*］parigrahe）的题刻。第二件是昆都士瓶（Qunduz vase），出自阿富汗北部，即古代大夏领域，法国学者富斯曼（Gérard Fussman）认为其铭文采用通常措辞，记录了供养的法藏部法师（acariyana dhamagutakana parigrahe）。这两件佉卢字犍陀罗语铭刻证实，法藏部曾流行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及阿富汗北部地区。

1994年9月，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入藏的29件桦树皮写本，出土于阿富汗东部，以佉卢字犍陀罗语书写。残本16+25号是一组故事，其中，第3个故事所记的陶工（kulala），与汉译《佛本行集经》卷三十四《转妙法轮品》的“瓦师”事迹极为相似；第4个故事也与汉译《佛本行集经》卷六十《阿难因缘品》内容类同。这种“惊人的相似性”，既说明这一地区曾流行与汉译《佛本行集经》相当或平行的佛典，也暗示汉译《佛本行集经》的原典可能为犍陀罗语。

根据目前已知的的佉卢字犍陀罗语铭刻和写本，公元2－3世纪法藏部在西北印度或大犍陀罗地区地位突出，是当地的主流部派，所操语言为犍陀罗语。《长阿含经》译者佛陀耶舍和《佛本行集经》译者阇那崛多，分别来自罽宾或犍陀罗，表明这两部佛典很可能直接从犍陀罗语翻译而成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犍陀罗佛传雕刻，无论在题材、内容还是在构图上，都与这两部汉译经典高度吻合。二人应遵照早期部派僧众的教规，诵持法藏部经、律以及论、咒和菩萨藏。由前述文献记载二人的活动时间推定，大犍陀罗地区至少在392－559年间仍流行或杂行法藏部。犍陀罗出土的佛传浮雕，尤其涅槃和荼毗题材与汉译《长阿含经·游行经》关系极为密切，从图像学角度证实了犍陀罗地区的确流行过法藏部。

鉴于过去二十多年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佉卢字犍陀罗语佛典残本，有学者推测：西北印度佛教法藏部，当时“已经有一部具备一定规模的犍陀罗语的大藏经(canon)”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佉卢字犍陀罗语《大般涅槃经》和《佛本行集经》等全本能被发现，以证实上述推论。